“佘祥林们”的劫后余生

　　赵作海案披露后，我们追访那些曾经相同命运的“佘祥林们”，很想知道：走出冤狱后他们现在还好吗？能不能够自食其力？心里是否还有怨愤？面对自由崭新世界，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调适与对接？对“难兄难弟”赵作海，他们想要说些什么？

　　佘祥林：有个店面，没有再婚

　　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时，佘祥林正在一个做电脑生意的朋友家里“聊天”。“身体好多了，就是眼睛还不太好，不能长时间看电脑。”他说。

　　2005年的一天，“死而复活”的妻子张在玉，让“谋杀妻子”入狱11年的佘祥林，终于看到了监狱外的阳光。

　　出狱后一个多月，他便离开老家湖北京山县雁门口镇，来到宜昌。女儿则在该市的三峡职业技术学院读书，学电子商务。

　　2006年，佘祥林从赔偿金里拿出一部分，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商品房，就近照顾女儿。去年，女儿毕业，拿到大专文凭，开始“做电子商务方面的生意”。对女儿，他希望“只要健康开心就好”。

　　几年来，佘祥林自己推销过啤酒、开过餐馆，但前者做了几个月，后者也仅维持一年。“推销啤酒不适合，开餐馆没有亲近的人帮忙，又不太善于管理。”他自嘲地说。

　　如今，“有一个店面，雇了几个人，外面还有些其他的事情。”佘祥林并不愿意透露具体经营些什么，只是笑着说：“小生意，够生活。”

　　“生活比较随意，早上六点起床，下午五六点回家，洗个澡看会电视就睡了。偶尔和朋友一起去KTV或爬爬山。一般在外面吃饭，想自己做就做一顿，但做好了有时候却不想吃了。”他这样描述自己现在的生活。

　　“买些书看，主要是经济方面的，也和朋友多交流。”他说，这是他弥补自己十余年脱离社会的方法。

　　“尽快走出阴影，开始新的生活，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了，人生的路还很长。”佘祥林这样勉励赵作海，这也是他唯一能够提供的经验。

　　5年来，佘祥林没有再婚，“也有人希望能够一起生活，但没有考虑，上了年纪也就不想这些事了。”“上了年纪”的佘祥林，今年44岁。孙万刚：高尔夫“初级”教练“绿色的草坪，阳光很好，十来位客人在练球，还有十来个员工，都穿着公司统一发的菜青色恤衫。”5月11日下午2点，孙万刚站在昆明的一家高尔夫球场上，通过电话向记者描述身边的环境。

　　这里工作的同事不会想到，孙万刚曾经历了8年冤狱，三次被判死刑。

　　那是1996年年初，孙万刚当时是云南财贸学院大一学生，因女友陈兴会被杀入狱。其间，他和家人不断上诉。2004年，云南省高院宣布“证据不足”，宣告孙万刚无罪，由此结束了孙8年冤狱。5个月后，他拿到16万元的国家赔偿。

　　孙万刚开始尝试新的生活。但“工作相当难找”。老实的他，每次应聘时都不隐瞒自己刚从监狱出来，结果被许多单位拒之门外。

　　2008年，律师又介绍他到昆明南郊一家高尔夫球场当球童。在此期间，他对高尔夫越来越感兴趣，并打算“朝着做教练的方向努力”。

　　35岁的孙万刚现在还没有女朋友，“自己能力还不行，先存一点钱再说”。目前，他的工资是每月1700元。“只要继续努力，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正式教练，一个月能挣上万块。”他对未来满怀憧憬。

　　谈起赵作海案，他认为损失根本无法弥补伤害，“只有面对现实，坚强一些”。

　　杨志杰：在工地打工

　　5月12日晚，接受采访时，杨志杰刚刚吃完晚饭，饭是北京顺义工地上的“大锅子饭”，馒头和大白菜。

　　杨志杰在监狱里度过了12年时间，因为被认定是河北保定曲阳县党城乡党城村一场爆炸案的肇事者。12年中，本报记者曾历时4年、派6名记者、5次追踪报道“杨志杰冤案”。

　　出狱3个月后，杨志杰接到共计22万元的赔偿决定书，其中保定市检察院和保定市中院各负担一半。“拖了一年，后来牛律师(杨的代理律师牛炳宜，记者注)和河北电视台过去，才要到。”

　　杨志杰说，“两三万买地，十四五万盖了几间房，再给孩子们结个婚，就没了。”

　　“伤残费赔不了，不能认定是怎样造成的。”出狱两年间，杨志杰一边养身体一边上访。保定市信访局、河北省信访厅都去了，屡次被乡里派出所接回去：“影响挺大，差不多就行了。”

　　2005年，杨志杰出狱后两年，老伴因积劳多年病逝。

　　后来，他和同乡一起去山西阳泉修了一段时间公路。

　　一个多月前，54岁的杨志杰又和同乡来到北京打工，这是他第二次出来，他是没了老伴，出来转转。但是，身体状况却让他根本无法承受一天12个小时的劳动。“去年开始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没有精神。关节疼，被手铐铐的，钳子夹的，在(监狱)里面就疼，养好后就成了骨质增生。”

　　杨志杰最近打算回老家去，照料家中的一亩地，和四个孙子。对于赵作海的遭遇，“咱也说不清，国家有法律，被冤枉了。”继而又说，“老百姓也就认倒霉呗。” 作者：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魏娟

　　冤案责任追究：谁追究，追究谁？

　　判决书上署名的法官只是傀儡，仅仅追究他们，是否公平？所谓集体决定，又不具备法人资格，压根儿就没有承担责任的主体资格。

　　看到赵作海冤狱得以申雪，不免想到河南邻省河北的聂树斌冤案。

　　记得河北省委政法委曾信誓旦旦地说要迅速查清聂案真相，到现在五年多的时间过去了，却是渺无音讯。难道说，就是因为聂树斌已经被杀，有关部门便决心硬撑到底么？蒙冤者未死则可以纠正，已死者却知错不改，只能理解为，一种冤屈之所以得到纠正，只是因为这冤屈还没有达到极端严重的程度。

　　与近年来广为人知的杜培武、佘祥林、聂树斌、呼格吉勒图等人的冤案比较，赵作海案虽然一样令人震惊，但案情却了无新意。

　　问题是，此时此刻，在高墙铁牢之中，还有多少因刑囚而蒙冤者在等待着真凶落网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？更可怕的是，在上述办案过程依旧是操作常态的今天，我们的执法和司法机关是否还在不断地制造着新的赵作海、佘祥林？

　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，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。但是，在更具体的操作规范方面，司法机关却受制于党的政法委员会。依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今年3月报道，全国省级党政权力架构中，仍有一半以上的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部门首长。这导致了人大代表吴晓灵今年在两会上所批评的那种吊诡现象：被监督者实际上控制了监督者。严格地说，公安局长主导法院、检察院的体制安排就是一种违宪行为，它使得公安机关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，法院完全不可能对于警察行为作出司法审查。即便在公安局长不同时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地方，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往往高于法院院长以及检察院检察长，因而拥有比后者更强势的政治权力。

　　近年来，一些媒体报道显示，对于那些影响重大的案件，政法委已经越来越走向前台，成为实际的决策者。湖北的邓玉娇案，检察机关起诉之前，身兼公安局长的政法委书记高调定性，后来的判决证明，法院必须照旨办理。另外某一案件，政法委不仅操控审判结果，而且深夜组织相关学者开会论证，规定媒体的宣传口径，一切尽在如来佛的手掌中。赵作海案正是说明这种扭曲体制常导致冤案发生的典型例证。明明看到其中 “重大缺陷”，但是检察院还要起诉，法院当然也照判不误。指望这样的司法机关不制造冤狱，不是空想又是什么？

　　有关报道说，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提出要求，对于这起错案，“省法院纪检、监察部门立案调查，对不负责任的审判人员追究责任”。假如案件的判决是按照商丘市政法委的决定作出的，河南省高院是否可以连同政法委不负责任的责任也一并追究？显然，河南高院若追究政法委的责任，那可不仅是越权，简直是作乱。就政法委的决策方式而言，即便放胆追究，也是无从下口；那是个委员会，是所谓集体决定，又不具备法人资格，压根儿就没有承担责任的主体资格。如此这般，恐怕也只好把几个具体办案人员拿出来处分完事了。但是，判决书上署名的法官只是傀儡，仅仅追究他们，是否公平？不独此也，这种司法决策主体与其权责裹缠不清的状况，也正是导致法官责任心淡化、冤案频频发生的根源所在。作者： 贺卫方(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)